向松祚：全面创新改革 实现高质量发展

文/向松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据我所知，中央将会举行重要活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什么地方最能够彰显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呢？毫无疑问，就是深圳。

四十年的时间，深圳从一个两万多人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人口上千万的世界性大都市，更重要的是，深圳现在仍然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具创新活力的地区和城市之一。这是一个惊人的世界奇迹。总结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经验，我想用两个字完全可以概括，那就是“创新”。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能够迅速崛起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富活力的地区、最富活力的经济体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

今天在座的朋友以及很多其他的朋友，对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走，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都感到担心、困惑、焦虑。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担心、困惑、焦虑的破解之道就在深圳。面向未来，中国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答案是要通过真正、彻底的改革来激发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前不久，我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中国有跨国公司吗？”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只有一家跨国公司就是华为。华为靠什么进入了世界500强呢？他不是靠炒房地产、炒股票、炒期货、玩金融，而是凭借几十年始终如一地对前沿科技的不懈追求。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解决了量的问题，解决了工业化的问题，我们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我们离一个真正的科技强国，离一个真正的富裕发达的国家还有非常远的距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仍然在深圳，就是弘扬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弘扬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呢？下面，我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

7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有这么一句话意味深长，即“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那么，外部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在我看来，外部经济环境主要出现了三个大的变化，一是世界经贸环境日益复杂；二是国际贸易的规则和格局正在被打破；三是新兴市场的汇率危机和金融危机有可能继续蔓延。习近平总书记说，“现在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打破现在的国际秩序。他们已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了TPP，美国现在扬言还要退出WTO，甚至要退出联合国。全球的金融贸易、经济运行规则即将被打破，那么，未来秩序又该怎么构建呢？

面对这样的经济环境，今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是一个稳健偏松的态势，财政政策也在继续宽松，特别是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我们现在不再强调去杠杆，而是强调要稳杠杆，同时要努力稳定人民币的汇率，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急剧的大幅贬值。同时，人民银行牵头，希望商业银行能多给中小企业以贷款支持。为什么会有这些政策的变化，就是我们要应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和转折点，我们每个人恐怕都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投资方式和做企业的方式，乃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及时做出重大调整。

目前，我们经济发展的压力到底有多大？我这里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分享：1-8月，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有5.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只有9.3%；进出口的增速也放缓，贸易顺差同比收窄。总之，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在放缓。

此外，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额和去年相比减少了差不多1万亿元。现在很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确实面临着融资困难。这种状态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股市更是我们股民的心中之痛，今年1-8月，我们股市的市值缩水6.4万亿元。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说明我们企业的利润和实体经济情况堪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实现了量的扩张和积累，但是，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量的扩张和积累很多是“虚胖”。所以，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其它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但是这谈何容易啊？十九大报告讲，“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不平衡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包括经济结构的失衡、区域发展的失衡、城乡发展的失衡、贫富悬殊、收入差距、能源结构、环境污染，这些问题靠加杠杆、加债务、货币宽松能解决吗？当然解决不了，而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还存在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其实就是两个字：“软件”。我们和德国、日本最大的差距就三个字：“高、精、尖”。他讲得很深刻，很精辟。那么，软件的背后是什么呢？是“算法”，而“算法”的背后则是数学和教育。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就在“教育”上面，是否能培养出世界最顶级的人才关系着国家的长远竞争力。

前段时间，习近平总书记到东北视察，他到了“一重”，到很多大型设备制造厂去考察，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他很着急。他为什么着急，因为现在有很多高精尖设备，我们并没有掌握。我去松山湖华为的手机生产厂房参观过，那是非常自动化、非常先进的工厂，基本上可以做到无人生产。走进这个厂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厂房里的机器手、机器人主要来自于三个公司：德国库卡，日本三菱和瑞士ABB，可能还有日本的安川电机、发那科等。我前不久参观了几家电子制造企业，都是非常先进的，里面的设备绝大多数来自德国的库卡。而云南白药新的厂区和厂房奠基的时候，我去参观过，毫不夸张地讲，他们的很多设备都来自德国。这些问题说明我们的发展是不充分的，我们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就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是互补的结构，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工业中间品、中低端的工业产品。而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是高科技设备、农业设备、飞机和尖端设备。而高科技设备产品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美国大多数的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产业工人（也就是所谓“铁锈地区”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多年来没有增长，一直在抱怨。中国产业链要不断地往高端走，美国要解决国内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和收入增长问题。所以，这两者之间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一定会到来，而且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它会是一个长期现象。

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现在的世界格局。所以，我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了解得还不够全面深入，可能还存在误判。

美国经济学家曾经讲过，特朗普当选是二战以来美国和全球生态的最大变局。英国《时代》杂志讲，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仅仅是华盛顿白宫的一场革命，也是美国本土的一场革命，还是全球秩序的一场革命。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战略确实有一个大的转折，从他们把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就能看得出来。其实，美国和中国展开竞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阻挡和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呢？至少从我个人的观感，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总体而言还是有理、有利、有节，是冷静、克制和慎重的。我们对等的加征关税，开拓其它市场，向WTO申诉，捍卫多边贸易原则等。虽然没有阻挡贸易摩擦的爆发，但是这都是我们所能够采取的一些必要的有效措施。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去思考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美国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最早实行的“301调查”，到底有没有客观性和合理性，譬如，我们的企业家要扪心自问，我们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了？我想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乃至于中美全面关系的紧张和变化，我们需要的不是情绪，不是慷慨激昂，更不是要宣称和美国分道扬镳说Bye—bye。这种情绪听起来很爱国，很解气，但并不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中国的最高利益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如何变得更加强大，如何变得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我们的收入分配如何变得更加公平合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如何能够得到真正解决。和美国分道扬镳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吗？我想所有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小平同志的一个故事。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值得我们纪念、怀念的人，毫无疑问就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小平同志开始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当时外交战线的领导人跟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要改革开放，要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和苏联缓和外交关系。”而小平同志则说，“不，我们第一位的是要和美国缓和关系，要和美国建交。”当时外交战线的负责人很不理解，小平同志就反问，“我们改革开放需要什么？我们改革开放最需要的是先进的科技和资金，苏联能给我们吗？”

邓小平同志的伟大，就在于他尊重常识，尊重基本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唯一的策略也是最佳的策略，当然就是改革开放。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的市场要开放，我们的经济体制要大幅改革，我们的金融业、金融生态要大幅开放，我们的关税要大幅降低。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真正地把我们的力量、资金、精力转移到思想、文化和科技上。

总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中美贸易摩擦看起来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他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他更能够告诉我们，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从我们浮躁的心态里面猛醒吧！唯有通过这样的猛醒，我们在未来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科技强国、经济强国，我们也才能够最终赢得和美国在各个领域的竞争。

本文改编自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在第四届中国物业管理创新发展论坛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