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谭安奎
中国的现代物业管理、包括小区治理工作尽管才开展几十年，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包括街道居委会等已经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共建美好家园”，这个主题从学术研究角度分析至少包含三重含义：
一是大家不仅从行业角度来看物业管理，而是将其提升并融入小区治理这一层面;
二是它不仅强调对小区的有序“管理”，而且强调“家”或者“家园”文化，即从管理上升到文化层次;
三是，上述两个目标都要在党建引领下去实现，党建引领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和功能。家文化与党建引领，分别从传统和现实这两个维度上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特色。
在传统社会中，家或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而在现代社会，家庭作为基础细胞的地位和功能在弱化。尤其在城市，家庭无论是作为基本生产单位，还是作为人口再生产单位，其功能都在式微。因此，在现代社会，把家庭作为管理或治理意义上的基本单元正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建国之后，农村经历了政府主导的集体化阶段。有很长一段时间，集体化不仅体现为农村集体经济，而且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治理工程，因为它意味着个体从传统家庭和家族中脱身，直面国家权力。在城市，近几十年来，传统单位制逐步解体，商品房改革涌现出一批新的社会力量，首先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业主”。
与家庭作为管理的基本单元的地位逐渐衰落相对应，各个小区成为现代治理的最基本单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做物业管理、小区治理方面的研究应该对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的历史变化有一个恰当的判断。小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数量众多，事关社会治理最底层的逻辑，所以这个转变非常关键。
在小区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之后，我们还是会强调“家园”概念。家园文化具有非常强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它让我们想到长幼有序、其乐融融的氛围，还有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而且往往只有家或者家园文化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感受。在小区治理单元当中，什么样的要素和特征，使得我们可以去讨论家园文化?
小区中有什么样的人、物，以及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构成了什么样的秩序，从而可以体现家园文化呢?
其实，仅仅有秩序，还不能被称为家园，也还上升不到文化的层次。这里蕴含着中国和西方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方面非常重要的区别。西方首先强调政府的基本功能，即让社会有序。但我们的小区在做到有秩序之外，还追求更高层面的家园文化，要建立认同感、归属感。所以说，在小区这个看似微小的社会治理单元当中，能够体现中国国家治理的显著特色。
学者对于小区治理的研究，典型地是从主体的角度来看问题的。首先是业主，其次是物业公司，第三是业委会，最后当然还有“两委”。通常认为，小区治理中所谓的“三驾马车”，它们体现多重逻辑，包括商业逻辑、社会逻辑和国家逻辑。同样地，从不同主体的角度看待物业管理，也会有不同的判断。例如，从物业公司的角度看，它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收益，是商业行为;从业委会的角度，是推进社会自治;从政府的角度，可能既包含社会自治，也包含契约关系(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契约)。
再说“物”。在小区当中，“物”很复杂。为什么在基本的小区单元当中，需要党建引领、共建美好家园?这部分根源于小区中物的复杂性。在民法典中，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就包括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接下来还有所有业务对于建筑物整体的成员权。这是一种复合性的和混合性的物权体系。小区里所有权复杂、混合的状态，仅用市场逻辑去理解和解决问题就会有局限。
小区的主体构成为我们讨论小区治理提供了可能。谈论治理的前提，就是要突破传统的管理、控制的思维，而小区中的第一主体是业主，有私人财产，因此具有较高的自主性，而不是像原来一样依附于单位。在这个背景下，谈论治理就有了前提。
此外，小区的物权体系又为合作治理提供了必要性。由于物权体系的上述复杂性，仅从市场交易交换的逻辑理解小区治理是困难的，它需要集体行动。但人类集体行动面临着很多挑战，例如搭便车行为等，这形成了公共事物的管理难题。党建引领和建设家文化，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为什么这样讲呢?这需要我们对家的概念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家和家庭的核心是关系，传统社会中是纵向的代际关系，例如父子、婆媳等。而现代家庭的核心则是横向的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有一个特点，它不是简单的男人加女人、丈夫加妻子;对丈夫和妻子来讲，夫妻关系都不是简单的“你的”或“我的”，相反，它是“我们的”。这种关系具有独立的价值，虽然双方可以解除家庭关系，但双方应该把维护这种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行为动机和理由。相应地，解除家庭关系要付出很多代价，包括情感上的代价。如果能够以关系为核心，形成家园文化，就能够在现代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一种重要的情感安慰和归属感。
把小区像家一样去看待，那么小区文化和治理水平就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共同的”家园，它给我们提供了理由和动力，去共同维护小区的秩序，形成一套有序的文化。西方社会不太重视家文化，而中国传统有着强烈的家文化，这是我们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有必要、有理由在小区的治理体系将其纳入。
接下来，为什么可以依靠党建引领?党建引领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当中政治、政党的特色元素。我们的政党和党建工作有多方面优势：
一是无处不在的组织优势，也就是组织下沉，组织体系可以渗透到小区乃至楼栋里面;
二是情感优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都善于激发情感的力量，这方面有许多研究;
三是典范优势，因为中国共产党强调先锋模范的带动，典范带动可以激发人们本来就拥有的愿意做公共服务、愿意找集体归属的力量。
党在组织、情感、典范方面的带动优势，可以为现代社会复杂的社区治理问题提供建设家园文化的力量，真正推动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如此看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共建家园文化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从小区治理的这种复杂性中，就可以真正理解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什么是一套有特色的构想。
本文节选自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谭安奎在2024物业管理行业宣传工作会暨“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共建美好家园”经验交流会上的主题发言